作为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、家庭和政府，其个人行为和公共政策针对人口年龄结构预期的变化，会对消费与产出做出生命周期内的安排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，这种理性行为的结果表现为高水平的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供给数量，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，被称之为第二人口红利。[1]